www.yabo.com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机构的体育记者需要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强调个人IP属性，协助媒体机构提升品牌价值，并且联动商业部门进行商业化变现。
11月19日的中日之战，盛况空前，共有600多名记者报名，约500名记者来到厦门进行现场报道。“谁说中国的体育记者死绝了？”一位媒体同行向我发来了这样一个疑问。
我一时语塞。但这夸张的数字并不能与体育媒体的繁荣画等号。这500多么记者中，还包括了60名日本媒体记者，以及大量厦门本地的媒体记者，其中也不乏新媒体、自媒体平台的记者和工作人员，以及网红达人们。真正在一线进行采访报道工作的，大多还是老面孔，而且以党媒、专业媒体的记者为主。
在这500多名记者中，有一家机构的身影却意外缺席了——红星新闻没有再派体育记者前来报道国足赛事。就在上周，这家老牌传统媒体（红星新闻的前身是成都商报）的体育部被裁撤了，记者、编辑们被分流去了其他部门。
“不得不说，成都商报体育部几十年历史的最后一篇稿件，有这样一个结果，也无憾了。”就在国足客场意外1比0击败巴林的那个夜晚，即将被分流的一位体育编辑在朋友圈转发了红星新闻关于那场比赛的报道，并配上了这一文案，令人唏嘘不已。
2016年年初，时任腾讯总编辑王永治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关于纸媒未来的预言，其含金量还在上升。现如今，不仅纸媒逐渐走向消亡，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的客户端也逐渐面临着被关停的命运。在大众媒体中存在感极低的体育新闻部，俨然众矢之的，被裁撤成了它们的终极宿命。
面临部门被裁撤、岗位被压缩的体育记者们，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呢？即便是在500多名体育记者齐聚厦门的时刻，我们也不得不继续面对这一灵魂天问。
曾几何时，成都商报的体育报道也曾是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知名球评人“李大眼”曾经担任过成都商报体育部的主任，其培养出的名记、名编也不在少数。成都商报的体育报道具有不俗的挖掘独家新闻的能力，在纸媒繁荣时代刊发过多篇轰动全国的独家报道。
我可以分享一个细节：大约在十几年前，游泳中心负责媒体的管理者听到一位之前供职于北京某都市报的女记者成为了成都商报驻京体育记者后，马上板起脸，正色道：“那我要找你好好谈谈了，成都商报可没少给我找麻烦。”周围的记者们会心地笑了起来，那位女记者也附和着笑了，脸上多少有些尴尬的神情。
能够让管理机构感觉头疼的媒体无外乎两种情况：其一，敢写，敢于批评；其二，乱写，充斥着模棱两可的臆测和杜撰。成都商报的体育报道可能兼而有之。
到了后来的红星新闻时代，他们关于里皮的一篇专访也引起过轩然。这篇专访披露了里皮对国脚们的批评——“他们一点个人责任感和荣誉感都谈不上”。这一关键信息究竟是里皮的原话，还是翻译的误解，抑或记者、编辑的杜撰，我们不得而知，但报道的影响力和轰动性无需过多赘述。
我还记得，郭晶晶卖房的新闻也是成都商报最早独家披露出来的。后来听说是他们的记者在搜索运动员关键词的时候在一个房地产论坛里挖掘到了线索，然后通过采访做成了一条独家新闻。在社交媒体尚不发达的年代，成都商报的体育记者会在各种论坛、贴吧里搜罗新闻线索。
正因如此，成都商报的体育报道绝对称得上是一朵“奇葩”，轰动全国的独家报道比比皆是，但被诟病为假新闻的报道也不在少数。客观来说，很多遭受非议的报道未必就是假新闻，但因为一些无法被证实或者证伪，往往成为了无头公案。
从成都商报过渡到红星新闻之后，后者的体育报道依旧称得上独树一帜，但是其报道的整体规模、质量和影响力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大诱因是人才的凋零。但在我看来，最根本原因还是时代的洪流重塑了体育报道的价值。
体育报道所面临的困境，当然并非其独有。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之下，体育新闻成为了最容易被技术解构的领域之一。
移动互联网首先让纸媒这一业态没有了活路。在纸媒兴盛的年代，各大主流都市报靠着源源不断的广告都赚得盆满钵满。尽管在当时，体育新闻部也缺乏造血能力，只能在世界杯、奥运会等大赛为媒体机构带来直接广告营收。但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纸媒生存状态良好，体育部的状况也并不会太差，出国采访更是毫无经济压力。
等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呼啸而至，广告客户的预算大部分流向了新媒体端。传统媒体转型的APP客户端普遍缺乏流量价值，很难吸引到广告客户的垂青。
澎湃新闻、红星新闻、封面新闻等少数几个脱胎于传统媒体的APP客户端，靠着过硬的内容依旧拥有了不俗的口碑、影响力。就算在这几家成功的传统媒体中，体育新闻存在的价值也大打折扣了。
体育新闻最早提供的其实是信息差。传统媒体时代，只有在现场的体育记者才能够提供体育比赛相关的重要信息——现场情况，教练、运动员的赛后采访，幕后花絮等。等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直播大行其道，这些信息可以被瞬间传递到用户的手机上，信息差被技术抹平了。没有体育记者，也无碍用户获取这些关于比赛的重要信息。
专业的体育记者当然可以带来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专业的提问、独家的消息、深度的稿件内容。但是，在一个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的时代，这些内容立马就被爬虫抓走，然后在移动互联网上疯狂繁衍，演变成一场流量的狂欢。唯一没有吃到流量红利的反而可能是专业体育记者所供职的媒体。
AI人工智能时代，以及大量自媒体写手的涌现，加剧了这一趋势，一方面用以传递重要信息的消息稿被彻底取代了，另一方面也让有价值的体育报道无法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收益。久而久之，媒体机构无法仰仗优质内容打造品牌价值，逐渐消磨掉了加大投入产出优质内容的热情。
何况，还有一个生存问题，用互联网的说法就是ROI无法算正。即便是那些拥有不俗品牌价值的体育部门，也几乎可能通过自我造血来覆盖日常运营成本。越来越多的媒体机构开始从成本的角度考核体育新闻部，当入不敷出时，裁员就成为了常态。裁员导致的人才流失，进一步使内容生态恶化。
裁员的升级版本就是裁撤体育新闻部。现如今，能够成建制的保留体育新闻部的传统媒体，除了党报，也就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都市类媒体。四大门户体育部大裁员都早已是陈年老黄历了。
王永治在2016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论调——泛媒体人永生。他认为，两微一端瓦解了机构生产力，释放了个人生产力。他的核心观点是媒体机构可能会走向消亡，但有专业技能的体育媒体人却不会丢掉吃饭的饭碗。
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为更多业务能力、专业素养过硬的媒体人提供了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和空间。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信息差逐渐被抹平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专业优质的内容依旧是有市场。但是，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瓦解了优质内容的价值。不过，媒体记者依托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打造个人IP，能够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
这虽然无法杜绝互联网平台、自媒体写手对于内容的剽窃，但可以使之成为扩大个人品牌价值的渠道和途径。
尤其是现在的内容传播以视频为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专业的内容。很多自媒体博主以剽窃杨侃电台的内容为生，这种行为为人所不齿，客观上还是对资深篮球评论员杨毅的个人品牌传播形成了加成。
而且，在鱼龙混杂的自媒体时代，专业人士更容易脱颖而出，抢占舆论阵地的制高点。体坛周报副总编辑曹亚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对林孝埈的专访同步更新在个人的新浪微博账号上，反响热烈，流量、口碑皆佳。上周的斯诺克国锦赛，他代表供职单位专访了丁俊晖、张安达，也都在个人微博上进行了同步更新。这有利于塑造其个人品牌，同时也反哺了供职的媒体机构。
日前，在在“2024中国力量·竞燃之夜”体育电竞创新论坛上，微博体育事业部总经理詹笙透露，巴黎奥运会是新浪最近二十年来第一次没有派记者前往奥运会这样重要的比赛现场。这并不是新浪微博对于内容的漠视，正如参与论坛环节的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所言，所有在微博上活跃的前方记者都是新浪微博的特约记者。
专业的体育媒体人与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是双向奔赴的关系，而是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商业生态。
很多在微博、抖音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媒体记者，都具备了变现价值。拥有众多明星记者的媒体机构，比如体坛周报，完全可以围绕这些社交媒体上的大KOL进行变现开发。
只有像体坛周报这样的专业媒体，才有可能打造名记者MCN，从而实现整体化变现。大多数媒体机构要么裁撤体育部，要么通过不停地裁员压缩体育部，显然不具备打造名记者MCN的现实基础。
在日渐逼仄的环境下，媒体机构的体育部首先需要接受的现实就是人力的缩减。这是成本和技术共同决定的。日常的体育报道，不再需要人海战术。体育赛事所存在的信息差越来越少，以及AI人工智能的普及，海量自媒体的涌现，为媒体平台解决了信息源的难题。
当人力缩编成为不可逆的时代趋势，体育新闻部所需要做的就是集结有限的人力，去打造精品内容，提升品牌价值。这样高质量的内容需要标签化属性足够强，即便被爬虫、自媒体疯狂复制，也不会降低其品牌价值，反而形成了品牌影响力的二次传播。
从2020年开始，凤凰网体育频道一直保持着3个人的配置。这样的人力配置已经远远小于传统媒体的体育新闻部。
他们着力打造了一个个性化的品牌——原创栏目《凰家看台》。这档原创栏目不再专注于做纯竞技类新闻，而着重于挖掘体育新闻里的政治、社会、人文特质。这也符合整个凤凰系做新闻的一贯风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